遠看琉璃近看瓷，琉璃在皇家建筑中有著畫龍點睛的地位。京西琉璃渠，曾經的皇家官窯廠經過保護利用，“重生”為金隅琉璃文化創意產業園，預計二期工程完成后，今年10月對外開放。

琉璃渠和琉璃結緣，可以追溯到何時呢？

1.一方殘片

(資料圖)

門頭溝一帶都知道早年間有個“琉璃趙家”。清末時趙春宜是“琉璃趙家”的第30代傳人，官居五品工部員外郎，慈禧興建頤和園、西苑三海擴建、天壇與太和門大修等工程所需的琉璃構件，都由他主持燒造。

1932年9月，《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三卷第三期發表了劉敦楨的《琉璃窯軼聞》，文中寫道：“現存琉璃窯最古者，當推北平趙氏為最，即俗呼官窯或西窯，元時自山西遷來，初建窯宣武門外海王村，嗣擴增于西山門頭溝琉璃渠村，充廠商，承造元、明、清三代宮殿、陵寢、壇廟各色琉璃作，垂七百年于茲。”彼時北平趙氏的掌門人，是趙春宜的后人趙雪舫。

劉敦楨說北平趙氏在琉璃渠村燒制琉璃，“垂七百年于茲”，這是從元代開始算起的。《元史·百官志》中記載：“大都四窯場，秩從六品，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領匠夫三百余戶，營造素白琉璃磚瓦，隸少府監。至元十三年置。其屬三：南窯場，大使、副使各一員。中統四年置。西窯場，大使、副使各一員。至元四年置。琉璃局，大使、副使各一員。中統四年置。”

這或許是官辦琉璃窯最早的文獻記錄。但琉璃渠所在的九龍山下開始燒造琉璃的時間肯定早于此。

1983年7月，在琉璃渠村北約1.5公里的龍泉務村遼代瓷窯遺址中出土了四件琉璃制品，其中包括遼三彩琉璃坐式菩薩像二尊、跏趺坐式佛像一尊和高托蓮花瓣佛座，無論是塑制水平還是藝術水準都堪稱上乘。與這些琉璃制品同時出土的“壽昌五年”（1099年）戳記琉璃殘片證實，早在一千年前的遼代，京西龍泉務、琉璃渠一帶就已經開始生產極為精美的琉璃制品。元朝初年，琉璃局領匠夫三百余戶，這么大規模的窯場一定是在遼金時期舊有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那么，在遼金時期的九龍山下，何以能出現如此宏大的琉璃窯場、如此高超的燒制技藝？

一般認為，九龍山下作為琉璃窯場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這里出產的坩子土含鐵量少，成胚后色澤月白，不會影響釉色呈現，其它地區的坩子土難以與之媲美。同時，琉璃渠村又緊鄰永定河，水源充沛，交通便利，既不會遠離京城增加運輸成本，又避免離京城太近而污染環境。

從遼金到明清，琉璃燒制始終集中在太行山一線，尤其以京西和山西的工匠為冠，這不得不說與琉璃西來的歷史有關。

2.琉璃西來

琉璃工藝原本出自西域。一般認為，漢代時期已經明確出現了建筑琉璃的生產與使用。西漢劉歆的《西京雜記》中說：“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砌皆銅……窗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達照，毛發不得藏焉。”可見西漢時琉璃多以透明琉璃料件為主，作為室內裝飾而非建筑構件使用。隨著與西域交往日益加強，大月氏商人帶來了西域先進的琉璃瓦燒制技術，大約到了北魏時期，琉璃瓦已經開始用于皇家建筑。

與普通磚瓦材料相比，琉璃歷經日曬雨淋仍能保持艷麗光澤，經久不變。據《北史·西域列傳》記載，北魏太武帝時（424年），太武帝聽從大月氏商人的建議，在京師附近建立“天工坊”開始燒造琉璃，其光澤甚至比西方運來的還美。隨后，這些琉璃瓦被安在皇宮屋頂上，“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

自隋唐到遼金，長城腳下活躍的民族頻繁互動交流，是西域琉璃技術扎根中國大地的重要原因。唐代時，北京西山一帶各族雜居，不僅有原居東北地區和北亞的契丹、奚人、新羅等族“歸義”，也有不少來自西域和中亞的人民居住。吐蕃松贊干布的大相祿東贊，其六世孫論博言娶檢校太府卿兼御史中丞中山劉騽長女為妻，咸通六年（865年）病故，其子從禮為幽州節度牙門將，將夫婦二人合葬于西山腳下今石景山古城村。這種文明高度交流融合的態勢，一直保持到了遼金元時期。

與以往將宋視為“文明”、遼金視為“野蠻”的印象不同，遼代的北京地區橫跨“華夷”兩種文明，溝通農耕與草原兩片土地。來自西域的琉璃就在此時此地大放異彩。尤其是遼代統治者崇信佛教，此時的北京在整個東亞佛教文化圈居于中心地位。“鄰邦父老、絕域羌渾并越境冒刑，捐軀歸命。”（語出遼大安七年《馬鞍山故崇祿大夫守司空傳菩薩戒壇主大師遺行碑》）

龍泉務中的遼三彩佛像也應放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去理解。隨著元朝的建立，興建大都為琉璃燒制提供了更廣闊的用武之地。馬可·波羅描述他在大都看到的宮殿：“屋頂的外邊飾以各種顏色，如紅、綠、藍、紫，十分堅固，足以經受漫長歲月的考驗。窗上玻璃的裝置，也極為精致，猶如透風的水晶。”可以合理推測，這些令馬可·波羅目眩神迷的琉璃瓦飾，很多都是在琉璃渠的窯場中燒制的。

在百川歸海般的文化融入過程中，來自山西的趙氏家族也從山西榆次來到京城，但同時仍然保留著與山西工匠的穩定聯系。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琉璃趙家”的掌門人趙邦慶牽頭在琉璃渠村設“山西義墳”，埋葬山西老鄉的遺骸。門頭溝三家店的“山西公議局”，在清末時仍然由趙春宜擔任經理。同樣來自山西的侯氏，明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由山西介休縣賈村遷移至遼寧沈陽，入清后為沈陽的清皇宮燒琉璃，亦有皇商的地位。

根據劉敦楨的調查，侯氏和趙氏互通聲氣，有大型工程則互相挹注，這種關系至少維持到民國時期。透過“琉璃趙家”這扇窗口，我們看到的是從北京，到華北，再到整個世界的宏大文化網絡。

3.東方標志

有趣的是，本來是文化交流產物的琉璃，在近代東西方文明的劇烈碰撞中，卻成為東方建筑幾乎“唯一”標志。

梁思成很早就注意到，清末民初的建筑復古浪潮中，一大批西方建筑師希望結合中國建筑的固有樣式與西方現代建筑的結構，但真正被使用的中國符號往往只有琉璃瓦，典型代表有北京協和醫院、燕京大學、濟南齊魯大學、南京金陵大學、四川華西大學等。

“這多處的中國式新建筑物，雖然對于中國建筑趣味精神濃淡不同，設計的優劣不等，但他們的通病則全在對于中國建筑權衡結構缺乏基本的認識一點上。他們均注意外形的摩（模）仿，而不顧中外結構之異同處，所采用的四角翹起的中國式屋頂，勉強生硬地加在一座洋樓上，其上下結構劃然不同旨趣，除卻琉璃瓦本身顯然代表中國藝術的特征外，其他可以說是仍為西洋建筑。”（梁思成《〈中國建筑設計參考圖集〉序》，《中國營造學社特刊》，1934年）琉璃瓦，成了最先被西方人挑選出來以代表東方建筑的視覺符號。

也正是在同一時期，中國本土現代建筑學開始興起。西方建筑師們對琉璃瓦的東方主義式看法當然也影響了中國現代第一批建筑研究者，但與西人不同的是，本土學者更傾向于從建筑史的角度去發掘琉璃制造的技術與歷史。1928年，中央大學建筑系調查明代報恩寺琉璃塔，專門調查了南京的琉璃瓦獸殘件與明代琉璃窯故址——聚寶山官窯。1932年，劉敦楨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發表了《琉璃窯軼聞》，這是第一篇系統研究中國琉璃燒造歷史的文章。尤為可貴的是，劉敦楨先生實地調查了當時北平的官窯趙家、私窯“西通和”和遼寧海城縣侯姓窯場，為今天的研究留下了寶貴記錄。1935年，梁思成的《中國建筑設計參考圖集》一書正式出版，其中收錄了“琉璃趙家”設計制作的圖案，琉璃被正式確定為中國建筑的標志之一。琉璃不再作為東方主義式的視覺符號出現在建筑學中，而是有了深刻的歷史感、民族性與文化深度，最終成為中華民族悠久歷史、浩瀚背景、宏大知識與精微技術的建筑證明。

2004年，琉璃渠村獲得“中國琉璃文化村”的稱號。2007年，琉璃渠村入選第三批中國歷史文化名村。2008年6月，以琉璃渠村為主要傳承地的琉璃燒制技藝，進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18年3月，琉璃渠村入選北京首批市級傳統村落名錄。

2022年10月，西山腳下、永定河畔，古窯爐火將再度點燃，五色琉璃將再出世。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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