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京郊，岔路口，幾名交警聚在道路中間。其中一位身量兒不高、戴著眼鏡的交警，在清掃過積雪的一片區域里發現了一處痕跡。

“在這里，它還在。”他掃了一眼這10厘米長的剎車痕，斬釘截鐵地說：“這輛車不是轉彎，是直行，對方車輛全責。”

【資料圖】

說話的是北京市公安局交警張雷，清華博士后，汽車工程專業高材生，行業領域專家，從事交通事故現場勘查15年無一錯漏。

同事們都說，張雷之所以有這樣的底氣，是因為他懂痕跡、懂法醫、懂法律，他自己就是一個現場勘查+檢驗鑒定+系統開發+行業標準制定的“工作室”。而張雷卻覺得，是自己這個崗位，給了他無限的可能。

今年7月，張雷被評選為2023“北京榜樣·最美警察”第二季上榜人物。10月16日，“清華博士后當交警15年勘查無錯漏”登上微博熱搜。

在“小廟”有大作為

今年48歲的張雷一貫給人理性嚴謹的印象，從吉林工業大學博士，到清華大學博士后，他一路在汽車工程專業領域深耕。

“我那時跟著導師做汽車可靠性研究，當時國內沒有研究這個課題的。”張雷介紹，他所研究的方向，不僅僅是給汽車配個安全氣囊、搭建個安全系統這么簡單，而是要綜合考慮汽車安全性設備的配備、汽車整體設計以及生產成本等因素。

也正是因為領域內“獨一份”，張雷從2005年起，就和導師一道作為專家，參與到了多起重大交通事故的現場勘查、責任認定工作中，也和公安交管工作結了緣。

2008年，多重選擇擺在張雷面前，院校、科研單位、國企、外企……可張雷決定，去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交通事故處。“家人朋友那時候都不理解，覺得‘廟小’，可是我跟北京的交管部門接觸比較多，知道他們剛剛成立了一家全國首個省級公安交通鑒定司法中心，我更想要做一些實事兒，這個領域大有可為。”

穿上警服，進入事故處工作，張雷沒有感到職業轉換的不適，他很快在多起重大交通事故現場勘查、責任認定工作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讓張雷印象深刻的是一起三死一傷的交通事故，死者是一名成人和兩名兒童，傷者是一名八九歲的兒童，事故車輛是一輛帶斗的電動三輪車。

起初，大家根據三輪車上留下的血跡，懷疑駕駛人是死者中的成人。張雷卻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交通事故中，人體被高速運動的車輛撞擊后會發生劇烈的旋轉和運動變化，其血跡形態生成的過程要與運動過程相結合來判斷。”

張雷對現場、車輛和死者又進行了深入勘查，綜合現場痕跡、車輛上的微量物證以及死者的傷情，他判斷，駕駛三輪車的人不是死者，而是傷者。

在隨后的事故責任認定會上，張雷根據物證一一印證了死者和傷者在事故發生前的駕駛和乘坐位置，又通過模擬試驗還原了事故發生的具體過程。

最終的事實證明，駕駛電動三輪車的確實是那名八九歲的兒童。張雷的判斷是準確的。

出現場、搞創新“忙得腳不沾地”

隨著工作的深入，張雷發現了“大有可為”的更多可能。

“我們交通事故現場勘查，主要分為三個環節，其中兩個比較費時的環節是拍照和畫圖。一般事故一套流程走下來，也要至少1個小時。”張雷介紹，三四輛車連環追尾的事故，就有20到30處痕跡要拍照并標記在圖上，在拍攝過程中，為了能夠標定痕跡的大小和位置，一般要取橫向和縱向兩個數值。

“此外，畫圖是否規范，是否標注準確，是否能夠體現車輛的行駛過程，都直接決定事故事實的確定，甚至決定案件的定性和責任認定結果。”

張雷從測繪照相技術中獲得靈感，帶領團隊研發設計了可以折疊、便于隨身攜帶的標尺和能夠自動化生成痕跡數據和現場圖的“道路交通事故快速處置系統”。

“民警只用把標尺往痕跡附近一擺，使用測繪相機拍一張照片，回到單位，將圖片輸入系統、用鼠標一點，每處痕跡的大小、位置就出來了，再一點，現場圖就直接生成了，等于說把以往在現場要做的工作，放在了后臺進行智能化的處理，可以大大節約時間。”

一個4車相撞事故現場，至少有幾十個重要痕跡，張雷帶領團隊，使用這套技術，僅用12分鐘就完成了整個現場的勘查工作。這項科研成果被全市交通事故部門廣泛運用，并推廣到全國，先后獲得公安部科技進步二等獎和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

在一起酒駕案中，監控錄像顯示，撞車瞬間車輛的車速很快，但根據現場的痕跡，利用傳統的計算方法根本無法對車速進行測算。

張雷綜合視頻顯示時間、畫面參照物、幀數、運動軌跡等一系列因素，通過數學運算得出車速。最終，鑒定車輛肇事時的車速在110.6～121.7公里/小時，遠超70公里的限速，為案件的定罪量刑提供了重要依據。

基于此案，張雷意識到可以將這種方法固化下來，為公安交管系統廣泛應用，隨即主持制定了公共安全行業標準《基于視頻圖像的車輛行駛速度技術鑒定》（GAT1133-2014），成為全國交通事故車速鑒定的主要方法。

根據統計，北京、上海和天津使用該標準方法進行交通事故車速鑒定的比例均超過90%。

為了將自己的技術推廣出去，張雷帶領團隊主持制定、重點參與制定行業標準16項，開展全局交管系統民警專業培訓，提升了民警現場勘查、照相、繪圖、檢驗鑒定、事故綜合分析的能力和水平。

那幾年的張雷，把一腔熱血和自己的全部時間都用在了工作上。張雷的同事回憶，“他經常在單位忙到半夜，最長一個多月都沒有回過家，白天出現場、檢驗鑒定，晚上起草行業標準、申報科研課題，忙得腳不沾地。”

做好每一件小事

高強度工作給張雷帶來的，除了行業領域內不可撼動的地位，還有幾近致命的“沖擊”。2014年，張雷被查出患上了肺癌，整整5年的時間，他都在治療，但是身體狀況太差，讓他不得不在事業上“沉寂”下來。“只要積極面對，沒有攻破不了的難題。”工作中秉承的信念這一次被他用在對抗病魔上。

2019年，張雷重回崗位，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交通事故現場，他也依舊是那根在疑難中“抽絲剝繭”還原真相的“定海神針”。

一次，一起三死交通事故在事故認定過程中遇到了瓶頸，屬地單位把張雷請了過去。現場兩輛電動三輪車，一輛黑色自行車，三名死者，沒有第四個參與人，三人沒有任何交集，大家都傾向于三方事故，但自行車在“騎推行”的認定上始終存在爭議。

張雷看了現場圖和照片，立刻指出了問題：自行車無損毀，且離中心現場太近。他立即對三輛交通工具和尸體進行了重新勘驗。經過痕跡鑒定、理化檢驗、尸體勘驗、DNA比對、力學分析、模擬試驗，最終張雷確定，其中兩名死者在一輛電動三輪車上，自行車是被架在電動三輪車上的，三方事故一下子變成了兩方。后來死者的手機被提取，通訊記錄印證了他的結論。

現在，在張雷的腦海里，每天還是盤桓著很多事情，國內前沿技術研究、科技成果轉化、交通事故人才培養、鑒定中心創新發展建設，以及隨著新能源汽車、無人駕駛和智能網聯技術的發展給交通事故帶來的挑戰。

張雷把這些都視為機遇，他要乘著這股東風，讓交通事故鑒定工作提檔升級。

他總說，“別怕事兒小，要把事兒做好、做扎實。”他一點一滴地研究照相、繪圖、勘查技術和裝備、車速計算、車輛檢驗、痕跡比對、駕乘關系、特征損傷、模糊圖像、攝影測量、汽車電子數據、綜合致因分析、擁堵經濟損失評估等技術，從一個個交通事故現場中發現規律并加以研究和應用。

張雷覺得，這些工作看似事小，但件件都關系著大事。“它們關系到法律的尊嚴和社會公平正義，關系到一個領域的創新和發展，關系到汽車行業的變革和未來，關系到城市的運行和人們的安全和利益。”

新京報記者 張靜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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